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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基本是西方理论“殖民地”
2018-05-09

本土化碰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无先例可循。人们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中国本土的东西怎么归纳和概括,没有先例。第二,缺乏理论工具。自由主义有一个工具箱,用哪个拿哪个。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论思想的“殖民地”。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相碰撞的历史。进入21世纪,中西学的激烈争论仍未了结。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一直研究如何把中国中国化,他的这一观点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在他看来,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当下问题,人文社科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回归;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创造高于自由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齐鲁晚报记者专访了王学典教授,就如何看待本土化思潮、中西学关系、传统文化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齐鲁晚报:在您的《把中国中国化》一书中,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您得出此定论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王学典:现在有一个笼罩学界的比较大的问题,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格外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即在西方的民主宪政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一条能走得通的中国道路,换句话说,中国能不能造就一个与西方民主宪政相平行、能克服西方民主宪政缺陷的基本制度安排?

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现在谁都不敢说,上下都正在探索。本土化问题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2010年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昭示了一种前景,这条路能走得通。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提出的一个基本依据。所谓本土化问题,是以中国道路能走通为前提的。中国按照中国的规则、国情来安排自己的道路,安排自己的制度,安排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理论界有一部分人比较悲观,另一部分人比较乐观。我们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既然不能遽下判断,现在就需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5000年一以贯之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在和西方社会碰撞之前,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达到很高的高度。这样一个有自己一以贯之道路的庞大文明体,有没有可能完全改变固有轨道,纳入西方那条路线之中,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道路能走通,那当然会强化四个自信,如果最后出现挫折,当然会增加人们的疑虑。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文明体,它的演化道路是有自己的规则的。

王学典:对,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是一辆有轨电车,这个轨道概括为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好,但中国历史一定是一辆有轨电车。

中国和其他小的文明体、政治体不一样。我曾经到过泰国,在那里思考过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泰国这些国家,顺顺当当被纳入西方的轨道,民主选举、两党政治、国会,这一套西方的基本制度安排,并没有改变其固有的社会生活,民众依旧按照几千年一贯的模式,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我当时就思考像泰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顺利地就转了型。思来想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有5000年一以贯之历史的庞大的文明体,她一定有自身的轨道。通常说船小好调头,船小了当然往哪个方向走都可以;船大了,本来在沿着一条航线走,想调头并不容易。也就是说,要想把中国这个文明体纳入到西方的轨道上去,是非常有问题的。

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但是现在用任何一家西方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所有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的高速发展这个对象面前都黯然失色。在这个背景之下,各个学科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我们得承认基本的现实,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包括其他西方社会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感觉这一条就足以证明这些理论本身必须经过本土化的冶炼之后,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转型。

王学典:大概从2008年之后或者是2010年前后,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界限划在十八大召开前后,中国出现了向本土化转型、本土化回归这样一种强大的潮流和趋势。之前30年,人文社会科学实际是向西方接轨,是世界化、西方化。30年后,我们又回过头来本土化,要告别向西方接轨的这一追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现实。

比如,在政治学领域,出现贤能政治的概念,认为民主选举不适合中国。在经济学领域,像林毅夫,更多地强调探索新的经济学理论。我能感受到这些敏感的学界动态,和我做编辑的身份有关系,因为要编《文史哲》杂志,要考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这样我才能知道杂志往哪个方向走。

另外,政治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不认为这个讲话内容纯粹是政治家的要求,很多内容很内行很具体,部分反映了学界的呼声。讲话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没有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我个人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能把中国经验、传统文化、儒学的很多内容置放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则可能带有排他性,不能纳入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而且从政治家的角度,他更需要一套中国的东西去支撑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毫无疑问,政治家感受到了很多我们学者或是普通民众感受不到的那些问题。

王学典:什么叫本土化?按照我的理解,第一,研究、回答的必须是中国的问题,是依据中国现实提出来的问题,而不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问题。第二,你必须要面对中国经验。

我们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用的都是西方教科书,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很少阅读中国政治文献,在这种知识背景下,面对的不是真实的中国问题。你不阅读中国的材料,你怎么能面对中国经验呢?比方说我们原来一直讨论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按照我的说法是一个政府在场的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从目前来看,虽然有矛盾,代价也很高,但总体来看,它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民众生活的改善发挥了作用,你不能说这几十年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政府没关系,这是不现实的。这类问题都是中国式的问题。

高校正在搞学科评估,没有一个学校在评估经济学和政治学时,用评估对象解决了多少现实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当中的问题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衡量标准是在国外发表多少篇论文、在A类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教师梯队是否完善、老中青是否结合、博士化率、海归有多少,等等。这样的学科建设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指挥棒导向是什么呢? 

社会科学必须从中国经验出发,从中国材料出发,从中国案例出发,必须把你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脉络当中去把握,不能根据西方的脉络来把握、衡量。

但目前又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理论体系,所以本土化碰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无先例可循。人们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中国本土的东西怎么归纳和概括,没有先例。第二,缺乏理论工具。自由主义有一个工具箱,用哪个拿哪个。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论思想的殖民地。

*本文为齐鲁晚报王学典教授专访第一部分,原标题《王学典:重塑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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